「老上海」知青在兵團告御狀：一紙御狀告到李先念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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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在1974年初寫了一份『御狀』，直接寄給了人民日報編輯部，並請他們轉交李先念副總理。老知青資料圖本文來源：人民網，作者：朱維毅，原題為：《「老上海」知青在兵團告御狀》一紙御狀告到了李先念那裡「老高中」在兵團知青中是一個很特...於是我在1974年初寫了一份『御狀』，直接寄給了人民日報編輯部，並請他們轉交李先念副總理。

老知青資料圖
本文來源：人民網，作者：朱維毅，原題為：《「老上海」知青在兵團告御狀》
一紙御狀告到了李先念那裡
「老高中」在兵團知青中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和「文革」前的小學生和初中生相比，他們的特殊性不僅在於書本知識更多，還在於已經形成了自己思考和判斷事物的一套方法，帶着這一特徵下鄉的人，行動上具有更多的主見。因此，在學歷普遍較低的北大荒人中，他們顯得更不好駕馭。
1師有一個北京「老高中」知青指導員告訴我：要把一個連隊帶好，你必須用好兩撥人，一撥是連里的排長，一撥是老高中知青。只要這兩撥人有了心氣，認同了連隊的管理，連里的人心才能穩定，活兒才能幹好。
我在上海接觸了一些老高中的兵團知青。這些人當年因為年紀相對較大，被稱為「老上海」。幾十年過去后，和當年的小知青相比，「老上海」們今天在外形上普遍顯得更老一些，對歷史的評價也顯得更為理性，不大喜歡把自己的兵團經歷在「激情燃燒」和「蹉跎歲月」之間做簡單歸類。同時我也發現，兵團軍人的理想化教育在小知青身上產生了更多的影響，而對「老高中」們卻沒有催生出多少化合作用。
在談到在兵團的經歷時，「小上海」知青們喜歡談苦處，而「老上海」知青則喜歡談問題。前者的回憶帶有更多的青春感受，後者的回憶則帶有更多的政治印記。
5師的「老上海」陸建東在兵團是一個頗為特殊的「激情派」知青。人家跟着領導奮發向上，他對着領導滿懷鬥志。而促使他和領導叫板的所有事由，都不與他的個人得失相關，他針對的是連隊領導人的作風和兵團的整體管理，而他採取的方式也很特殊：一次次越級呈交「御狀」。為此，他在50團5連得到了一個外號，叫作「老右派」。
「老右派」陸建東的故事，顯示出他鮮明的個性——認准一條路，就一定走到頭。
他說：「你問我『老右派』的稱號是怎麼來的？因為我要『砍紅旗』！
「我們5連是整個5師的一面紅旗。當時兵團到處虧損，但我們5連年年盈餘，而且逐年增加。為什麼會這樣呢？我覺得主要還是我們連長孫貴有頭腦有辦法。他知道農業和副業要一起抓，養豬、養蜂、養雞、釀酒……什麼都干，而且都找最懂行的人干。
「但是我們的指導員老郎（化名）不正派。這人是老職工，腦子好使，口才極佳，但作風敗壞，和好多女知青和家屬隊的婦女都有兩性瓜葛。兵團在抓幹部作風時，有些知青找我反映指導員的問題，有的是受害者本人，有的是她們的男朋友。說指導員把女知青帶到馬鈴薯窖邊上，推下去就欺負。我氣不過，寫了份檢舉材料，和另外兩個掌握全面情況的人一起，把老郎告到了團政治處。」
陸建東告訴我：
「想搞清楚郎指導員的這個案子不那麼簡單，涉及的人很多，而相關人員和老郎的關係也不一樣。要是我拿不出證據，就成了誣告，得罪了老郎和一批和他關係好的知青，以後在連里的日子該怎麼過？
「還有一點很重要。5連是50團的先進連，把指導員扳倒了影響太大，對兵團的工作不利。但兵團對迫害女知青的案子歷來很重視，只要有人檢舉，就不會置之不理。團里很快派了一個工作組到5連來調查情況，組織股長老關、保衛股孫幹事都來了。他們按照我們舉報的十三個案例，按順序一個一個地查。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了解此事的老職工老李變節了，他在工作組下來之前把我們舉報的事透露給了郎指導員，精明的老郎事先已經準備好了一套反調查措施。工作組的調查方式也有問題，他們只詢問老郎本人，並不和受害人接觸。我堅持要求工作組去找受害人做調查，這樣就形成了工作組和檢舉人之間的情緒對立，這次調查最後沒有收到任何實效。我一看這事情要不了了之了，堅決不答應，馬上給團里和師里分別寫了信，反映工作組有包庇老郎之嫌。
「在此期間我還有另一個更大的舉動。1973年秋收時，連隊的喇叭廣播了李先念副總理對兵團的批評，說兵團的生產形勢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連里廣播這個消息，意思是說我們5連在兵團是反例，經濟效益越來越好。我聽了很反感，認為5連的幹部中有的人爛掉了，我們不應該用生產效益這一俊，來遮其他的百丑！於是我在1974年初寫了一份『御狀』，直接寄給了人民日報編輯部，並請他們轉交李先念副總理。
「同時我還給兵團寫了信，寄給了兵團的鮑鰲副參謀長和5師政治部的岳春普副主任。在信中，我除了講到5連幹部的作風腐敗問題外，還提出了一些在農業管理上的建議，比如：應該實行豆麥輪種，這樣有利於地力的恢復；查哈陽水利工程在南北向打梗，應改成東西向……這一下事情鬧大了。別管人民日報和李先念理我還是不理我，兵團對我的這種做法不能不做出反應了。
「從兵團到5師，再到50團，現役軍人們都知道5連有個陸建東不是省油的燈，動不動就捅破天。很快，50團政委張錫令到5連來蹲點了。
「張政委下連后，發現多數群眾都站在我這一邊，知道我不是在胡鬧生事，而是代表着民意。他帶來的工作組成員也是知青，知青調查迫害知青的案子很賣勁，他們從家屬隊開始調查，先找到了幾個我列舉出的受害者，其中還包括已經調到團政治處的一個秘書。在調查郎指導員的過程中，又帶出了副連長老李迫害兩個女知青的問題。
「在調查期間，我被發配到山裡去打石頭，遠遠離開了連隊。團里這次派來的工作組把事情基本查明白了。調查結束后，兵團對連里的這兩個幹部做了處理，副連長老李被判坐八年牢，指導員老郎的黨籍和職務都給抹了，但是沒有給他判刑。
「張政委後來還在全團大會上表揚我，說這麼長時間總有人說陸建東是『老右派』，他的指導員有理，現在看事情不是這樣的。但我對案子的處理結果還是不滿意，覺得太不公平了，為什麼罪行比李副連長更重的郎指導員沒有坐牢？
「這場是非雖然有了定論，但我也確實把團領導給嚇着了。5連是兵團豎起的紅旗，我到處提意見，迫使他們最後把兩個連隊領導都擼了。
對上山下鄉的反思
有一些「老高中」說起兵團來，常以負面感受為主，比如才能得不到發揮，發展的機會被貽誤。在同樣的一段歷史面前，陸建東付出了同樣的代價，但他對新處境的反應是獨特的。他想到的是如何改變環境，如何扭轉風氣，而且為此不惜代價。他對連隊腐敗現象的揭發，對工作組調查方式的質疑以及對解決兵團管理問題的建議，雖然不乏年輕人易衝動的特性，卻代表了一種知青正氣。在那個大眾習慣於順從或謳歌的特殊年代，陸建東顯示的是另一種「老高中質量」，和顛覆正常社會秩序的「造反」迥然有別。
在陸建東的抗爭中，完全沒有自我。如果從個人得失出發，陸建東作為一個連隊報道員，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文採用于謳歌5連的成績，以此換來更好的處境和前程。但他選擇了揭露黑暗，指出問題。「老右派」的稱號，其實是對他的品質的一種肯定。在那個年代，批評無疑有着巨大的政治風險。思想的獨立性，對大局的批評式審視，對周邊問題的揭露，這是在知青精神中極為罕見的一面，而陸建東代表的正是這一面。
想到這裡，我問老陸：「你在兵團不停地上書反映在基層連隊看到的問題，在連里的日子不好過吧？」
陸建東說：「壓力是有的，而且在一段時間里還不小。老郎這個人很精明。他文化不高，知青送給他張大千的畫，那是國寶啊，這老兄給當窗戶紙用了。但是他待人處事有一套，很會交朋友，和連里的一批知青關係處得都不錯。現在他到幾個城市轉轉，還受到熱情接待，好吃好喝的。
「我向團里檢舉他以後，得罪了一些戰友。在食堂吃飯時，有的女知青過來往我的飯盒裡吐口水。有一次我還挨了黑龍江知青的拳腳。我不怪他們，現在大家還是好戰友。但老郎欺負女知青就不行，我就是要告倒他。在原則問題上我這人不懂得讓步。」
我說：「從這件事上，是否也能看出兵團現役軍人的一個側面？軍人中有不欣賞你的，也有能和你溝通的，而且兵團對你的每次上書都是有反應，有動作的。在這些動作中，我看不出任何打壓和迫害的味道，這應該是軍人管理的一個正面體現。如果你處在『極左』的農場運動環境中，我想你這麼乾的結果可能就是另一種樣子了。」
陸建東會意地笑了：「是這樣的。只是現役軍人不常駐連隊，很多知青看不到這一點。我覺得他們有政治素養，也有很強的思想能力，特別是兵團這一級的幹部。
「從我的經歷可以看出，兵團的軍人對知青告狀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把他們歸為一類肯定不切實際。張政委對我的表揚、韓處長和我的交流、鮑副參謀長的委婉拒絕、王副司令員的一言不發……反映出不同的軍人在面對同一個『刺頭知青』時的不同態度。
「我這人也有欠缺，性格方面和思考問題方面都有不足。比如王統副司令員來5連，明顯就是因為我給兵團上書引來的。我熟悉連隊，他洞察全局，如果我能對他尊重一些，和他推心置腹地談上一次，一定會互相學到不少東西，可惜我沒有做到。
「平心而論，我沒有因為『砍紅旗』受到本質性的打壓。把指導員告倒之後，我被調到連隊學校教書，以後又到三分場的中心學校教高中語文、歷史和地理。
「至於上山下鄉，我覺得不管是說好好好，還是說壞壞壞，都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這件事要下大力氣去總結和研究。我深愛北大荒，愛那裡的純樸的鄉親。說起知青的經歷，我覺得是我們個人的，也是社會的財富。不管我們現在是富裕還是貧困，是健康還是患病，事業有成還是一般般，我們每個人都在推動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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