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鄧小平回顧歷史稱他一生最高興時期是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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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25日，他在回答日本外賓關於「一生中最高興的是什麼」的問題時，興奮地回憶道：「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資料圖本文摘自：《黨史博覽》2015年11期，作者：宋毅軍，原題為：《「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1984年3月25日，他在回答日本外賓關於「一生中最高興的是什麼」的問題時，興奮地回憶道：「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時期。」

鄧小平資料圖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2015年11期，作者：宋毅軍，原題為：《「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時期」》
1993年5月，筆者調入鄧小平研究組。當時冷溶（現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同志講，調你和其他同志來，就是加強撰寫《鄧小平年譜》的工作。到2009年12月，《鄧小平年譜》出齊，前後長達16年。這項巨大工程是在室委會的直接領導下完成的，是新老同志的相互協作的集體智慧結晶。筆者在收集、核閱、研究10多萬份關於鄧小平報告、講話、文章、電報、批示、題詞以及相關的檔案材料和書刊資料基礎上，用10多年時間，撰寫出了《鄧小平年譜》解放戰爭時期100多萬字的草稿、初稿。這無疑將為完整、準確地研究這一時期鄧小平軍事思想和實踐提供可靠的依據。作為參與者，筆者也算基本完成了任務。這裡擬圍繞撰寫《鄧小平年譜》的工作，談談自己的體會。
鄧小平曾經多次講過：「我是一個軍人，我真正的專業是打仗。」1984年3月25日，他在回答日本外賓關於「一生中最高興的是什麼」的問題時，興奮地回憶道：「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在作上述回答后緊接著說了這樣一段話：「那時我們裝備很差，還都在打勝仗，這些勝利是在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情況下取得的。」可以看出，鄧小平最高興的原因就是「以弱勝強、以少勝多」。
翻開解放戰爭的歷史畫卷：鄧小平和劉伯承等率部，從1945年8月開始，努力爭取和平，積極自衛備戰；率部由太行山東下華北平原，靈活轉戰冀魯豫、豫北東西兩個戰區，跳躍進出隴海路南北兩側；1947年6月，突然強渡黃河天險，鏖戰魯西南，出敵意外穿越隴海路，千里躍進大別山，布成「品」字戰略陣勢；戰略決戰前夕，劉鄧大軍揮師西進，背倚伏牛山區，雄視中原大地，整軍經武。1948年九月會議之後，劉鄧大軍東向徐州，決戰淮海，南渡長江，攻佔南京；和江南千里追殲浩大聲勢相比，進軍西南是強弩引而不發，大迂迴、大包圍，徹底截斷敵軍退路，軍政兩手兼施，促發敵軍紛紛起義投誠。1989年11月20日，鄧小平會見編寫第二野戰軍戰史的老同志並發表重要談話。談話通過把握解放戰爭發展的主要特點，勾勒了人民解放軍由小到大、由弱到強、艱苦奮鬥的歷史畫面。實際上也客觀反映出劉伯承、鄧小平等駕馭戰局的超人膽識和高超嫻熟的指揮藝術。這篇文稿，內容豐富，又為親歷者自述，堪稱不可多得，因而是研究鄧小平解放戰爭時期軍事思想和實踐，以及二野戰史乃至於全軍戰史的重要歷史文獻。
鄧小平善於從政治上、從全局上、從戰略上考慮重大問題
筆者認為：每當解放戰爭發展到關鍵時刻，鄧小平總是奉命來到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毛澤東身邊，了解國內外大勢，明確統帥部意圖，受領本戰略區任務。可以說，這是鄧小平能夠首先從政治上、從全局上、從戰略上考慮重大問題的第一個突出特點。
作為本戰略區黨的最主要負責人、大軍區和野戰軍的最高政治主官，鄧小平能夠直接通過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毛澤東，及時明了戰爭全局，得以同劉伯承等一道，結合本地區實際，創造性地運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戰略決策，制定切實可行的戰略、戰役、戰鬥部署，指揮解放區軍民奪取一個又一個勝利。其實，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和張雲逸等組織領導百色、龍州起義時，他就兩次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又三次赴延安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重要會議。解放戰爭時期又有以下幾次之行。
擔任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在延安參加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
1945年8月15日，作為中央委員來延安參加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的鄧小平，參加了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以他為書記的晉冀魯豫中央局的擴大會議。隨後參加了毛澤東赴重慶和平談判前夕中共中央召開的一系列重要會議，接受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耳提面命。所以，他和劉伯承等於8月25日剛返回太行前線，就率部爭上黨盆地，戰平漢幹線，以堅決的軍事鬥爭，有力地配合了與國民党進行的和平談判。很顯然，以打促談，以談爭和就是毛澤東面授他們的機宜。
擔任中共中原局第一書記，在西柏坡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戰略大決戰前夕，國民黨于1948年8月上旬在南京召開軍事檢討會議，企圖挽救頹勢。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決定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時局，確定對策。鄧小平奉命前來參加會議。他在9月5日的準備會議和9月8日的正式會議上，聆聽了毛澤東等人的報告后表示：「我們擁護」「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報告和中央「關於估計和計劃」。會議期間，他不僅向黨中央彙報了中原區情況，而且還及時把黨中央精神用電報傳達給在前方的劉伯承、陳毅、鄧子恢等，並提出怎樣在中央指導下開展本地區各項工作的建議。電報說：這次會議解決的問題頗多，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毛主席在幾次會議及談話中，提出全黨當前任務仍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四句話」，但突出強調提高紀律性為保障完成前兩句話任務特別是取得革命勝利之「中心環節」，因此，請召開一次中原局正式會議研究並「作出決議」。「軍委規定中原區第三年殲敵任務為三十個旅」，也「請告各部爭取完成」，對中央同志意見，「請研究指示各地」。回到寶豐駐地，鄧小平于10月15日召開會議進行傳達，也使各級幹部及時、準確地領會了中央指示精神，明確了自己的任務，為迎接戰略大決戰在思想等方面做了必要的準備。
擔任總前委書記、中共華東局委員，在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1949年2月11日，中央軍委決定：淮海戰役期間組成的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在即將發起的渡江戰役中，「照舊行使領導軍事及作戰的職權」。鑒於全國革命勝利在望，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主要確定籌建新中國的若干重大問題。所以，鄧小平奉命趕到西柏坡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他在3月6日發言中，首先明確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報告」，堅決擁護中共「七大以來中央的領導」。他深深感到「中央對關鍵問題抓得非常好，什麼時候內線，什麼時候外線，什麼時候決戰」，這樣領導，「集中使我們少犯錯誤，民主使我們發揮積極性」，特別是「在此複雜階段感覺更深刻」。他還以中原野戰軍南進大別山為例說明：「中央領導的正確，增強了我們的信心，可以保證今後一連串的勝利。」接着，他說：「中央提出重點放在城市我完全同意」，「軍隊是戰鬥隊和工作隊這個提法非常好」，不過，思想上要注意防止「放鬆農村，忘記農村」的片面性。這次全會沒有單獨討論軍事問題，但是，為了使軍事行動與和平談判密切配合，為了保障渡江作戰、解放接管整個華東地區，決定統一黨務和軍事領導。除劉伯承等中原局常委任華東局常委外，鄧小平代替饒漱石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後來，毛澤東就渡江作戰問題親自向鄧小平交代：「交給你指揮了。」會後，鄧小平和陳毅一起返回前方。先是從華東局及三野抽調人員，組成總前委精幹指揮機構。接着，又在安徽蚌埠根據中央軍委來電要求，主持制訂並親筆修改、擬定了總前委《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今天，當我們反覆研究鄧小平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前後的有關講話、報告、電報，以及老同志回憶文章和訪問記錄時，鄧小平的深謀遠慮和毛澤東對他的高度信任，仿佛歷歷在目，躍然紙上。
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在北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
1949年渡江戰役勝利結束，解放軍先後接管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后，京滬杭地區特別是上海又發生了財經等方面的嚴重困難。鄧小平主持華東局會議，分析嚴峻局勢，商定解決辦法。然後，他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于7月14日夜第一次到北平，先後向朱德、周恩來、陳雲彙報，特別是向毛澤東彙報了兩次，17日又向中央工作會議作了正式報告。據鄧小平回憶：聽完彙報，「毛主席及中央各同志，對京滬杭特別是上海的困難非常重視，決定從全國範圍內予以幫助，從全國範圍內來解決上海的問題。並決定由陳雲同志協助華東局」，與華中等各大區財經負責同志「共同商定具體方案，報告中央批准」。不久，陳雲代表中共中央坐鎮上海，其他地區大力幫助，很快就扭轉了上海嚴重困難的局面。
與此同時，毛澤東和鄧小平等又一起籌劃了二野進軍西南的重大戰略部署。他們面談決定：「劉鄧共五十萬人，除陳賡現率之四個軍外，其主力決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慶一帶，另由賀龍率十萬人左右入成都。由劉鄧賀等同志組成西南局，經營川、滇、黔、康四省。」8月15日，回到上海的鄧小平主持召開華東局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要指示。兩天後，鄧小平又在縣團級以上軍政幹部擴大會議上作了重要報告，結合京滬杭戰役勝利結束以來接管大城市的經驗教訓，闡述中共中央、毛澤東關於解決華東地區困難和進軍解放西南指示的必要性，增強大家執行上述指示的自覺性和必勝信心。
擔任二野前委書記、西南局第一書記，在北京參加中央研究進軍西南的會議
1949年9月初以後，鄧小平就把重點放在領導二野進軍西南的準備工作上面。9月4日、12日、20日，他連續在幹部會議上作報告，主要從思想上解決畏難情緒，強調要發揚繼續革命、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解放建設大西南。根據毛澤東「入川之事，待鄧小平到平談妥后再告」的電報，鄧小平于9月底第二次到北平。除了參加一系列開國慶祝活動以外，他還和劉伯承、賀龍于10月10日、20日，先後參加了中共中央研究進軍西南問題的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次軍委會議。依據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大迂迴、大包圍、大殲滅」的軍事戰略方針，會議在已確定由川黔和雲南對西南之敵實施雙層包圍圈的基礎上，又確定了賀龍率部入川的兵力、路線。至此，進軍西南的軍事戰略、戰役部署完整地形成了。綜上所述，鄧小平這一時期的全局觀、大局觀，與他早年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的經驗和及時、直接地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指示密切相關。毛澤東後來也稱讚鄧小平「比較顧全大局」。
劉鄧之間密不可分，二野上下級關係非常團結，二野、三野作戰非常協調
筆者認為，解放戰爭期間，每一項重大軍事決策的制定、實施以及勝利的取得，都是李達、張際春等人積極協助劉伯承、鄧小平的結果，其中無不凝聚着他們的集體智慧和心血。強調劉鄧之間密不可分，上下級關係非常團結，二野、三野作戰非常協調，這是鄧小平第二個突出的特點。
人民解放軍能夠從小到大、戰無不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其內部非常團結、堅如磐石。二野老同志認為，劉鄧是軍事指揮上的並肩者、換肩者和分擔者，「即使是在大別山因為鬥爭的需要而分成兩個指揮所，部隊接到的戰略戰術指示，仍然是出自一個劉鄧司令部，歷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這種情況，我們也就難以把劉鄧的指揮藝術和作戰謀略完全分割開來了」。
劉鄧之間親密無間，難以分開
劉伯承和鄧小平不間斷地並肩指揮部隊長達13年，這在人民解放軍軍政主官合作歷史上是僅見的。兩人共事始於1938年1月，「我們生活在一塊，工作在一塊，我們之間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關係是非常協調的。我們偶然也有爭論，但從來沒有哪個固執己見，哪個意見比較對，就一致地做去」。作為軍事主官，劉伯承的軍事經驗和軍事理論，軍事造詣和指揮藝術，在解放軍將帥中屈指可數，甚至連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也為之折服。所以，劉伯承在重大軍事決策形成、實施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是客觀存在的，也符合當時的軍政工作分工實際。這突出表現在解放戰爭戰略防禦和進攻階段：內線作戰「七戰七捷」（指劉鄧指揮以一、二、三、六縱隊為核心的野戰軍，先後取得隴海、定陶、巨野、-城、滑縣、巨金魚、豫皖邊等七大戰役的勝利），提前千里躍進大別山；大別山劉鄧分兵，淮河西劉鄧會師；宛東戰役聲東擊西，淮海戰役攻佔宿縣。劉伯承高超嫻熟的指揮藝術，出神入化，表現得淋漓盡致。作為政治主官，鄧小平和劉伯承一起，制定了一系列重大軍事決策，提出了許多至關重要的意見，並身體力行付諸實施。
———上黨戰役前夕，鄧小平致電劉伯承等：「請劉即下達命令，建議太行攻屯留；太岳攻長子；冀南攻潞城；另以一部監視壺關；防敵竄至長治集中。三城攻克后，即全部向長治集中。在攻城時各部自行向長治方向警戒，並各派小部抵近長治襲擾。」同時，鑒於「冀南部隊過於疲勞，建議推遲兩日，于八日拂曉開始攻擊」。戰役發展證明了上述建議的正確性。
———1947年1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電示，為配合陳毅、粟裕部，抑留國民黨軍王敬久集團，使其不能東調，劉鄧決定分別開闢隴海路南北戰場。接着，鄧小平等率路南作戰集團迅即南下，連克重鎮。與此同時，鄧小平密切注視着山東戰場和路北地區。2月2日，他致電中央軍委，並告陳毅、粟裕，提出：鑒於「我們的任務是拉住王敬久」，所以，「則以向西攻取通許、杞縣、睢縣、寧陵四城為宜」。中央軍委于4日複電接受了他的建議。同日，劉伯承來電相告：為執行軍委拉住王敬久之指示，我們決以一、二縱南下，先在碭山、民權間活動。5日，鄧小平電告劉伯承：我們「爭取與路北主力協同打斷汴商段鐵路，形成威逼開封、商丘」。11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分別率領的南北兩集團同時向民權以西之敵發起攻擊，破壞了王敬久集團加入山東戰場的計劃，減輕了山東野戰軍的壓力。
———1947年8月底，劉鄧率部先敵進入大別山以後，由北麓到南麓實施戰略偵察和展開。面對國民黨軍調遣33個旅圍攻大別山的嚴峻形勢，他們決定實施戰略再展開。鄧小平後來電告中央軍委：「我及先念率指揮所在大別山。伯承因身體不好，暫率野后在淮河以北，並指揮各縱。」從12月中旬劉鄧分兵到1948年2月24日會合，在70多個日日夜夜裡，在敵人重兵「圍剿」、缺衣缺糧的險惡環境中，鄧小平和李先念、李達率部堅持大別山內線鬥爭，表現了嫻熟的軍事指揮藝術和顧全大局、艱苦奮鬥的可貴品質。
鄧小平等堅持大別山鬥爭的數十份電報，準確地反映了他們根據敵情、地形特點，制定的以分遣和集中相結合的機動殲敵方針。綜合鄧小平本人講話（如1989年11月20日回憶二野戰史時，講挺進大別山的文字就占全文5000多字的26%）、題詞，可以這樣講：挺進並堅持大別山鬥爭，是鄧小平解放戰爭時期乃至其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也是他軍事思想得以多方面展開的重要標誌。這為他後來在全國南線戰場主持軍事全局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二野內部關係非常團結、互相信任
原二野老同志認為：人們習慣把「劉鄧」連在一起，即使是文字表述上，劉鄧之間也難以放進一個頓號。鄧小平自己也講：「在我們兩人心裡，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於與同志團結共事的高尚風格，在今天仍是我們領導幹部的表率。」正是劉鄧團結共事、互相信任的高尚品格，決定了「二野的內部關係是非常團結、非常協調的」。
首先，野戰軍主要首長之間，不僅感情上異常融洽、親密無間，而且工作上十分協調，配合默契。據經常耳聞目睹劉鄧及李達軍事決策及戰役指揮過程的原司令部作戰參謀張生華回憶：李達主動承擔了許多作戰具體指揮，並將處理情況及時報告劉鄧，這樣可以使劉鄧集中精力，研究關鍵性問題。李達處理不了的事，鄧政委就主動親自找各縱隊首長講話，實施指揮。只有在戰役發展到關鍵時刻遇到困難時，劉司令員才親自找各縱隊首長講話，鼓勵和督促各部隊奪取勝利，二野各級幹部也都熟悉這種特點，就是他們在批評部下時也不例外。
鄧小平在參與重大軍事決策、戰役指揮的同時，對戰地後勤保障也非常重視，不僅抓得緊，而且要求嚴。文字記錄、老同志回憶使我們了解到這樣一件事：由於後勤保障不夠有力，進軍大別山前的羊山集一役，晉冀魯豫野戰軍傷亡達0.9萬人。指戰員在戰場上缺乏彈藥，戰後又因缺醫少葯增加了傷亡。為此，鄧小平等在1947年8月7日晚大軍出動的當天下午，專門召見了剛剛從後方趕來的軍政處副處長楊恬，對後方保障工作提出了嚴厲批評。鄧小平首先講話，建議今後「後方更多地從前方着眼」，「足夠地了解前方的痛苦，更多地將就於前方的需要」。「後方所有保障前線的工作更應加強」，主要是如何改變工作方法、方式、作風以「適應戰爭」。他講話時間之長、態度之嚴肅、語氣之嚴厲，令這位副處長記憶猶新。接着，劉伯承說：鄧政委都談了，我只談一點。對黨的任務大家努力做了，「現在的問題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後方了解戰爭有些不切實際，醫藥、彈藥特別是今後兵員，這都是戰爭所必需的。李達補充：將來必要時備用的汽車必須動用，「以應急需」。張際春最後也簡短地講了話。
其次，「野戰軍的領導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領導，這種互相團結、互相信任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至於到前方指揮，劉鄧極少去，發現不妥就電話聯絡。鄧小平在回憶中列舉了不少這樣的事例，還形象地講：「這種做法對增加上下級之間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很有好處，還可以鍛煉指揮員的主動性，講句哲學語言叫發揮能動性。」當然，戰鬥發展到關節點，劉鄧出現就是投入了無可替代的戰鬥力。例如，大楊湖戰鬥、羊山集戰鬥、搶渡汝河等。
鄧小平認為，通過加強軍隊內部首長之間、上下級之間互相團結、互相信任，能增強部隊的凝聚力，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因為「這是個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鍛煉成這麼樣一個了不起的部隊，主要靠達到這一條」。
二野、三野聯合作戰，非常協調
隨着全國解放戰爭的發展，在中原、華東廣大地區，逐漸形成了二野、三野（原中原野戰軍和原華東野戰軍）相互配合、並肩作戰的戰略態勢。鄧小平講：毛主席曾經說二野、三野聯合作戰，不只是增加一倍兩倍的力量，數量變了，質量變了，這是一個質的變化。筆者認為，1947年6月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之前，劉鄧所率中原野戰軍和陳毅、粟裕所率華東、華中野戰軍，主要是作戰略協同及戰役配合。如劉鄧指揮內線作戰的「七戰七捷」，有力地牽制了國民黨軍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這是中野配合華野。但是，從同年6月底劉鄧大軍強渡黃河到1948年5月擴大中原局機構，是華野直接配合中野，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如為配合劉鄧大軍挺進和堅持大別山，華野陳唐兵團強進魯西南，陳粟親率幾個縱隊疾進豫皖蘇。為了和華野並肩打大仗並配合粟裕準備率部挺進長江以南，劉鄧大軍主力于1948年2月底轉出大別山。此後的10個月里，從戰略上配合華野發起了豫東戰役、濟南戰役，拉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
淮海戰役使兩大野戰軍達到了戰役配合。戰役第一階段，中野配合華野消滅了國民黨軍黃百韜兵團；第二階段，華野配合中野消滅了黃維兵團；第三階段，中野配合華野消滅了杜聿明集團。儘管二野從戰略進攻以來部隊人員傷亡較大、武器裝備消耗很大，然而，鄧小平在中野打黃維時破釜沉舟的堅決態度令人肅然起敬：只要殲滅南線敵人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其他各路大軍還可以取得全國勝利，這個代價是值得的！戰後，鄧小平向毛澤東的彙報同樣令人感動：中野「各縱一致感覺中野不充實，業已不能獨殲黃維兵團、增加華野過大負擔為憾」。這是研究人員根據歷史文獻形成的普遍看法。後來，鄧小平在指導編寫二野戰史時着重強調：「在編寫中請特別注意到友鄰的協同。在反攻階段，二野、三野的統一行動起了質的變化（特別是淮海戰役），這點必須貫穿地注意到。」
前線的統帥機關也是堅強有力、精誠團結的。1949年2月13日，鄧小平和陳毅致電中共中央，報告主持召開總前委擴大會議的情況。報告說：乘粟裕、譚震林來開會之便，會後我們和劉伯承、鄧子恢、粟裕、譚震林六人開了一天的會，個人首先作自我批評，然後互相提意見和檢查自己思想。「對小平一致同意其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原則尚稱注意，方式上還算靈活，能照顧全面，在軍事上亦然。」會議「着重檢討思想方法上的經驗主義和談通幾年來的問題。會議結束后認為，對各同志均有幫助，且更奠定今後共同工作的堅實基礎」。
強調軍事結合政治、軍事結合經濟
筆者認為，每當指揮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戰役時，鄧小平和劉伯承、陳毅等無不審時度勢、把握戰機，除運用多種戰法完成軍事任務外，還注重軍事和政治、經濟諸方面的內在聯繫。強調軍事結合政治、軍事結合經濟，這是鄧小平又一個很突出的特點。
鄧小平曾經講過：解放戰爭決戰階段，毛主席把北線交給林彪，把南線交給我了。這是因為，1949年9月以後，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和解放區的迅速擴大，迫使國民黨軍主力蝟集成南北兩大戰略集團。遼瀋、平津戰役全殲了北線之敵，殲滅南線國民黨軍主力則是由淮海、渡江戰役完成的。
據《鄧小平年譜》記載：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前夕，中央軍委就批准了粟裕鑒於「此役規模很大」，請陳毅、鄧小平「統一指揮」的建議，確定「整個戰役統一受陳鄧指揮」。當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決心就地殲滅徐州之敵，將淮海戰役發展為南線戰略決戰之後，為「統籌一切」，當即決定組成「劉、陳、鄧、粟、譚」為成員，「劉、陳、鄧三人為常委，小平同志為書記」臨機處置一切的淮海戰役總前委。一星期后，又明令華野、中野全軍，要在「五人總前委（鄧為書記）統一領導」下，爭取新的更大的勝利。
1949年2月11日，中央軍委和毛澤東除決定「總前委照舊行使領導軍事及作戰的職權」指揮渡江戰役外，同時還決定劉伯承、鄧小平等四人「參加華東局」，一個月后，又決定已擔任中原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再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這樣，不僅通過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統一了中野、華野兩大野戰軍的軍事領導，而且通過鄧小平擔任中原、華東兩大局第一書記，統一了兩大戰略區黨的組織領導。這是筆者對鄧小平回憶毛主席親自交代「我把指揮交給你」說法的理解。
戰前動員，激昂鬥志
鄧小平作為戰略區黨的主要負責人，不僅在歷史重大轉折關頭把中共中央、毛澤東指示精神積極貫徹落實到軍隊、地方，而且作為部隊政治主官，每當重要戰役來臨，他都親自動員，講清形勢，指明任務，提出要求，鼓舞士氣。如自衛戰爭爆發前，于1946年6月11日在晉冀魯豫軍區高級幹部練兵會議上作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戰略反攻前，于1947年6月21日在晉冀魯豫野戰軍直屬隊股長營級以上幹部會議上作關於戰略反攻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到達大別山後，于8月31日在野戰軍直屬部隊連以上幹部會議上作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特別是轉出大別山前後，他于1948年1月至4月，分別在鄂豫區二地委、豫陝鄂前後委聯席會議和野戰軍直屬隊、第一縱隊幹部會議上作關於躍進中原后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淮海戰役前夕，他于7月16日、10月14日分別在豫西軍區幹部會議和中共豫西區委擴大幹部會上作關於黨政軍民加強團結、提高紀律性，準備完成戰略任務的報告；進軍西南前，于1949年8月17日在二野、三野團級以上幹部擴大會議上，9月12日在二野軍政大學幹部、學員大會上，9月20日在二野營級、地方區級赴西南工作的幹部會議上作報告，等等。
軍政兼施，攻心為上
古語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筆者綜合部分學者的個例研究認為，鄧小平十分重視以軍政兼施兩手，通過攻心為上，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解放戰爭一開局，劉鄧就出手不凡，創造了「高樹勛運動」。鄧小平回憶：「平漢戰役應該說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爭取了高樹勛起義。如果硬斗硬，我們會傷亡很大。」「沒有他起義，敵人雖然不會勝利，但是也不會失敗得那麼乾脆」，「他一起義，馬法五的兩個軍就被我們消滅了」。當然，「這個政治仗，我們下的本錢也不小」。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當時就高度讚賞和極端注意劉鄧的這一創舉，專門發出通知號召在全國範圍內普遍開展「高樹勛運動」。
此後，1946年5月孔從洲率部在內戰全面爆發前起義，1948年11月廖運周率部在淮海戰役陣前起義。特別是進軍西南促發了國民黨軍官兵幾十萬人起義、投誠，這在中外戰爭史上都是罕見的，也顯示了鄧小平等軍政兼施、恩威並重兩手策略的巨大威力。
1949年11月21日，劉鄧在部隊進軍神速，國民黨軍戰略防線潰決之時，聯名向川黔滇康四省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四項忠告，指明形勢，申明主張，曉以利害，促其「功過自新，立功贖罪」。四項忠告義正詞嚴，在國民黨軍政人員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同時，劉鄧還提出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的方針，電示各軍師團長向當面敵軍團以上軍官普遍多寫信，並抄收四項忠告的廣播詞多印送敵軍中去，「借以瓦解敵軍」，「不要放鬆此項工作」。進軍西南期間，鄧小平親筆起草以劉鄧名義發出的電報有幾十份，其中關於盧漢起義的就有10多份。他和劉伯承把盧漢起義作為爭取西南國民黨軍大規模起義的關節點，促發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及羅廣文、郭汝瑰等通電率部起義，從而導演了反動軍隊紛紛倒戈這蔚為壯觀的一幕。此後，劉鄧還特別下發了關於處理起義、投誠部隊的指示。
軍事佔領和接管城市
據鄧小平向毛澤東作的數次書面和口頭報告，人民解放軍攻佔南京等大城市以後，接管城市遇到了「許多複雜、尚難預料的」嚴重困難，尤其以財政經濟方面最為突出，「表現得最普遍和最複雜的則是金融及市場問題」。國民黨曾揚言，「共產黨軍事上打100分，政治上打80分，經濟上打0分」。為了扭轉軍事佔領順利、接管工作困難的不利局面，鄧小平在領導軍事鬥爭的同時，以極大精力領導城市經濟工作。他時任華東局第一書記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以後，面對猖獗的金融投機，面對「共產黨管不了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最多維持不了三個月」的狂言，鄧小平等在中央支持下，于6月上旬果斷搗毀了擾亂金融、操縱銀圓的大本營，平息了洶湧一時的金融外幣投機風潮。後來，他又代表華東局到中央當面彙報，在中財委的直接干預下，最終從根本上扭轉了華東地區特別是上海財政經濟方面嚴重困難的局面。
進軍西南以後，鄧小平向中央報告：「我們進行了比之行軍作戰尤為繁難的工作」，「我主要注意力放在財經上，大家都忙得喘不過氣來」。他作為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又兼任財經委主任，特別是中共中央明確指示「各中央局主要負責同志必須親自抓緊財政金融經濟工作，不得以為只是財經業務機關的工作而稍有放鬆」之後，他進一步強調：「我們從入城那天起，就應該把領導精力轉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復被敵人破壞的人民經濟生活，穩定金融市場。」
在重慶，面對金融投機分子瘋狂倒賣銀圓，導致銀圓價格上漲，物價隨之上揚，嚴重破壞了初步穩定的金融秩序的情況，劉鄧等會同西南局財經委、中共重慶市委，緊急採取有力措施，幾經反覆，終於使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這個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在西南解放后不久得到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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