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后「集體炫富」影響世界

:0:0

在日本經濟繁榮時期，社會上也出現過一些炫富者，但遠沒有引起當今中國「土豪」那麼大的世界性影響。當時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是日本的「集體炫富」，即一些企業大手筆收購美國資產。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5年第11期，作者：胡新民，原題為：《譴責...在日本經濟繁榮時期，社會上也出現過一些炫富者，但遠沒有引起當今中國「土豪」那麼大的世界性影響。當時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是日本的「集體炫富」，即一些企業大手筆收購美國資產。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5年第11期，作者：胡新民，原題為：《譴責日本，也要借鑒日本》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5年4月底5月初到美國訪問了8天，其間發表兩次演講，迴避承認日本在二戰期間所實施的侵略。安倍的態度不但引起中韓兩國的抗議，也引起國際史學界的強烈不滿。由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教授亞歷克西·杜登牽頭，187名不同國籍的歷史學家于5月初發出聯名公開信，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婦」問題明確道歉，強調「否認」這一話題或「大事化小」的態度「令人無法接受」。至5月19日，在這封信上籤名的世界各地歷史學家達到450多名，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約翰·道爾、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在敦促日本政府正視歷史問題的同時，高度肯定了二戰後日本社會的進步。該信稱：「我們寫這封信也是為了讚揚日本與鄰國70年來的和平相處。戰後日本經歷了民主、文官治軍、警方的剋制和政治的寬鬆，加上在科學領域作出的貢獻和對其他國家的慷慨援助，所有這些也值得稱許。」
日本對自己在戰後取得的成績心知肚明，因而頗有成就感。不管中國人怎樣看待日本的過去和現在，日本戰後的社會進步確實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
日本遊客為何在上海情動淚流
2015年3月，日本一家媒體刊登了一位日本遊客在上海的感受，標題是：「中國在變好!」「中國在變好」體現在哪裡?這位遊客看到一位30多歲的中國婦女在帶未成年的女兒過馬路時，告訴女兒如何辨識紅綠燈，於是「不禁鼻子一酸流下眼淚。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覺到：中國社會正在漸漸變好」。他還看到一位60多歲的老大爺乘坐地鐵時，主動呼籲大家自覺遵守先下後上的順序。這些現代社會中再普通不過的正常舉動，在日本遊客眼中卻成了「中國在變好」的標誌性事物，這確實發人深省。
90多年前的1921年3月，熱愛中國文化的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公幹。船到上海，一腳剛跨出碼頭，我們就被幾十個黃包車夫團團圍住……本來，黃包車夫這個詞，在我們日本人的印象里，絕不是髒兮兮的樣子……可中國的黃包車夫，說他們是骯髒的代名詞也不為過……這麼一群人前後左右把我們圍了個水泄不通……一位剛上岸的日本婦女甚感恐懼……」
90多年後，常駐北京的日本媒體人近藤大介，到達北京首都機場后，「我還沒有來得及適應中國話的氛圍，就加入了行李車爭奪戰，接着又捲入了電梯搶位戰，其間，無營運資格的私車司機和酒店攬客人員蜂擁而至將我包圍……」而近藤大介離開東京時的印象卻是：「1978年投入運營的成田機場規模雖小，但是清潔工作十分到位，服務也出類拔萃……」日本遊客為何會情動淚流，上述事實似乎給出了答案。
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間。日本人可能確實堅信這一點。雖然據這兩年民調，中國人和日本人互相無好感的都達到了90%，但是，到日本旅遊的中國人與日俱增。而且，親眼見識了日本社會後，中國遊客基本上都持讚許態度。日本《產經新聞》在2015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稱：「從來沒有聽到一個從日本回國的中國人還想把日本滅掉的。」當然，也有日本人對中國遊客出言不遜，例如對游輪上的中國遊客譏諷稱：「讓這麼多中國人上岸，會不會留下一片垃圾。」但這種日本人的言行基本上沒有給中國遊客造成什麼不良影響，發表在各種媒體上的中國遊客訪日觀感足以說明問題。
從日本回來的不少中國遊客的感受，往往也與芥川龍之介和近藤大介的感受差不多。有位歸客寫道，一回到首都機場，就遇到旁若無人在大聲聊天的國航服務員和「面目猙獰」的的士司機。結果是「回到祖國的美好心情頓時跟吃了個蒼蠅似的不是滋味。國民素質的差距讓我很難驕傲起來。在他國，我不自覺地成了一個有禮貌、謙和的人……」有位應邀到日本參加會議的官員回國后在報刊上發文，標題就是一句沉重的問話：「我們落後日本多少年?」
有些中國學者在分析中日關係不佳的原因時認為，只有中國的人均GDP超過日本，日本才會服氣，中日才能真正友好起來。此言固然很有道理，亦符合日本人過於看重實力，缺乏道義和正義感的精神特徵;不過，筆者還認為，如果中國人在軟實力，即國民素質等方面也能超越日本人，日本才會最終完全服氣。
日本的節儉與中國的「土豪」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社會學家、《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傅高義先生，被認為是美國唯一一位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他對中日兩國的評價基本上可以代表國際主流學術界對中國和日本的看法。
傅高義非常欣賞戰後日本的發展。他曾在1970年代末出版了風靡一時的《日本第一》，提醒美國在很多方面應該向日本學習。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后，傅高義告誡中國人，日本仍然值得中國學習。他指出：「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會治安很好，犯罪率較低;貧富差距不大;培養了非常能幹的官員，而且官員腐敗不嚴重;公司內部非常合作、團結，產品質量提高很快，等等。」傅高義還非常推崇日本的節儉。他說，日本人總的來說富而不奢，不像美國人那樣過度消費;日本在社會公平與和諧方面雖然不如過去，但仍然比美國做得好。傅高義特地指出，因為他在日本居住過兩年，他的結論來自他對日本現實社會的親身體驗。他委婉地指出：「而中國人看日本人則是通過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那種非常殘酷的『接觸』。所以美國人與中國人在看日本人時是很不一樣的。」
通過近幾年去過日本的中國人對日本的總體印象，可以說明傅高義對日本社會的評價是基本靠譜的。傅高義的這些話對於今天中國社會是很有借鑒意義的。
我國著名文學家郁達夫，是一位傑出的愛國者，但他1936年回憶在日本留學的生活時，對日本人的簡樸生活倍加讚賞。他寫道：「這島國的粗茶淡飯，變得件件都足懷戀;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麗，精神的飽滿，秩序的整然，回想起來，真覺得在那兒過的，是一段蓬萊島上的仙境里的生涯……」
有些學者認為，只有中國的人均GDP超過日本，日本才會服氣。此言固然很有道理，亦符合日本人過於看重實力，缺乏道義和正義感的精神特徵;不過，筆者還認為，如果中國人在軟實力，即國民素質等方面也能超越日本人，日本才會最終完全服氣。
郁達夫所讚賞的日本簡樸生活，也就是被傅高義推崇的日本人的節儉，屬於日本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之一。在傅高義發表《日本第一》前不久的1977年，時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向全體國民呼籲：「丟棄自己不合理的物質慾望，與物慾橫流的社會風氣徹底訣別。創造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相互幫助的人與人之間信任和關愛之紐帶，在日本這片國土上，為取得來自全世界各國人們的信任與敬重，構築真正安定的文明社會而奮鬥吧!」日本學者中野孝次出版過一本暢銷書《清貧思想》，認為清貧思想是日本最值得誇耀的文化。「清貧」絕不是「貧窮」，而是主動放棄多餘的物質追求，在簡單、樸素之中體驗心靈的豐盈充實，追求廣闊的精神空間和「風雅」之境。他批評美國富貴奢靡的富豪生活，認為物慾橫流的風氣既破壞了人類自身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的平衡，也破壞了人類之間的和諧相處，還破壞了人類與自然環境平衡協調的發展。
日本人的節儉意識，應該主要還是源自日本人的愛國心。日本地域狹窄，資源匱乏，為了生存不得不精打細算。戰敗后，為了爭氣，為了在經濟上戰勝美國，他們拚命工作，而在生活上則一直堅持低要求，因此曾被歐美譏諷為第一世界的經濟，第三世界的生活。在日本經濟繁榮時期，社會上也出現過一些炫富者，但遠沒有引起當今中國「土豪」那麼大的世界性影響。當時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是日本的「集體炫富」，即一些企業大手筆收購美國資產。去過日本的人可能都有一種感覺，就個體而言，日本的窮人和富人在外表上區別不大，和你一起擠地鐵的或許就是一家大商社的社長，你租住的公寓樓中或許就有一套兩室一廳的公寓住着下台的高官，甚至是首相級人物。據2015年一項國際調查，居住着1335萬人的東京被評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其中一項重要指標是將近1/5的上班族是騎單車上下班。實際上他們只要幾個月的工資就可以買一輛轎車，而且私家車早在20多年前就普及了，但大多數人還是選擇公共交通或者單車出行，既環保，也保持了交通秩序的良好。
中國人也推崇節儉，在近現代也有過做得很好的時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節儉為榮的風氣風靡全國。「兩彈一星」功臣郭永懷從美國回來后，一直克勤克儉，曾在國家困難時期把多年積蓄捐給了國家。他出國參加學術交流，帶頭倡導節約外匯，回來如數交公。這與80年代后公派出國人員省吃儉用為了給自己買回「三大件」，形成鮮明對比。
買回「三大件」無可厚非，但這種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折射出中日兩國民眾節儉意識的差距。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推崇節儉，但也鼓勵「光宗耀祖」「衣錦還鄉」。其中心點是個人(家族)而不是整個國家。因此，在「恭喜發財」「致富光榮」的聲音中，豪宅成了身份的象徵，豪車成了流動的名片。有人認為，中國人骨子裡其實是想過窮奢極欲的生活，比富斗富，並且視之為「成功」人生的標誌。
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不容否認，也否認不了。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罪孽而否定日本某些優秀的文化。這些優秀文化曾使日本在明治維新后七八十年時間里趕上了歐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優秀文化也體現在今日日本的社會秩序、國民素質和生態環境等方面。因此，中國人在不忘國恥的同時，最需要的還是做強自己，而吸納各國之長，無疑是非常有效的途徑。
當然，關於日本的社會發展和國民素質，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外國人，持不同看法的也大有人在。日本人醜陋的一面也不少。日本國民的良好素質，是與日本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密不可分的。而這恰恰是一把雙刃劍。研究日本的知名英國學者韓歇爾在其名著《日本小史》中稱，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往往容易越界，成為民族主義的傲慢，甚至進一步成為民族沙文主義。歷史確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過度的民族主義在二戰前催化了日本軍國主義，二戰後又催化了社會的右傾化，以致發展到現在右傾化日益猖獗的地步。日本經濟騰飛時，相當飄飄然，一心想挑戰美國，結果是「第二次戰敗」;中國經濟駛上快車道后，日本率先喊出了「中國威脅論」，把歷史問題作為越界的民族自尊的發泄口，一再刺激中國。當中國的GDP在2010年超越了日本，焦躁不安的情緒瀰漫在這個島國，不斷報道中國人的陰暗面。在2014年的一項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中，日本給中國打出了最低分3.4分(滿分10分)，而其他國家給中國的分數都在5分左右。關於日本過分抬高自己，刻意貶低他國，特別是貶低中國的做法，傅高義鮮有提及。對中國人而言，日本人的許多優點是值得好好學習的，至於那種越界的民族自尊則不但不可取，而且還要加以警惕。
(作者系文史學者)

[圖擷取自網路，如有疑問請私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