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憶抗美援朝時一戰：令派頭很大英國人登門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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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講道理控訴美國，與朝鮮戰場上取得的勝利，兩者一配合，就把中國的威望和影響極大地提高了。舉個小例子說：英國人派頭是很大的，這次就登門求教了，要求中國朋友可否考慮朝鮮停戰？這是緩兵之計，怎麼可能？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本文摘自：中...所以，我們講道理控訴美國，與朝鮮戰場上取得的勝利，兩者一配合，就把中國的威望和影響極大地提高了。舉個小例子說：英國人派頭是很大的，這次就登門求教了，要求中國朋友可否考慮朝鮮停戰？這是緩兵之計，怎麼可能？

志願軍跨過鴨綠江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網，作者：喬冠華，原題為：《關於朝鮮戰爭與停戰談判》
關於朝鮮戰爭與停戰談判可以分幾個時期來說：第一個時期是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到志願軍入朝以前，大體上是從1950年6月到10月。第二個時期是入朝以後，特別是停戰談判開始以後（也就是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周總理經常講：我們在朝鮮打了三年，談了兩年。從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正好三年。
當美國人和南朝鮮打到三八線時，這情況對我們來說就比較嚴重了。我們外交上有一句話叫「不能置之不理」。這句話是周總理第一個講的。它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中國對外鬥爭的風格。我們對外常講：中國人是說話算數的。這也是周總理第一個講的。美國人打到三八線，周總理通過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帶一個信息給美國，警告美國：如果繼續往前，往中國邊境打，中國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記得美軍仁川登陸是9月中旬，因此，這句話大概是在9月底或10月間講的。軍事鬥爭是政治鬥爭的延長。我們事先向美國發出警告，打招呼，你胡來要惹禍。潘尼迦如實地把這話傳到了美國去。當時美國總統是杜魯門，美軍總司令是麥克阿瑟，國務卿是艾奇遜。但美國利令智昏，覺得自己軍事上很得勢，對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他們以為中國剛解放（西藏還沒有解放），百廢待舉，中國有什麼力量？有什麼本事？能和美國打？所以根本不理。美軍過了三八線后就長驅直入。10月初，我們就發動了抗美援朝。這時，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知道中國是打了招呼的，美國闖了這個亂子。周總理這個外交行動，起了很大的瓦解敵人、爭取中間的作用，在全世界樹立了這種認識：中國人講話不是耍外交，說了要算的。這個重要的外交行動所起的作用、影響是很大的，很深遠的。以後，在我們的對外鬥爭中，一直到70年代與美國重新建立關係時，我們中國說話算數這種威信、這種聲望還是很大的。不妨看看美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回憶錄和文章，也都承認這一點。中國新外交的這種風格，就是通過周總理樹立起來的，在全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一方面給美國打了招呼，另一方面就爭取派代表到當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訴美國干涉朝鮮、侵佔台灣。這工作也由周總理直接具體領導的，大約在1950年11月。因為朝鮮戰爭6月25日一打響，27日杜魯門就發聲明，一是派兵到朝鮮，一是宣布派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巡邏，實行軍事上佔領台灣。周總理就決定由伍修權和我以及其他同志到安理會去控訴美國。這個決定在當時影響很大。我們到聯合國是11月29日。我記得那天到紐約，麥克阿瑟正在吹牛，根本不把中國人民志願軍放在眼裡，在報上說聖誕節可以結束戰爭。但到了12月初，我們打了入朝以後第一仗，從新義州打過清川江。就我來說，有生以來從沒有這樣感到中國人光榮，真是抬起頭來了。你沒有本事，人家不會尊重你的。所以，我們講道理控訴美國，與朝鮮戰場上取得的勝利，兩者一配合，就把中國的威望和影響極大地提高了。舉個小例子說：英國人派頭是很大的，這次就登門求教了，要求中國朋友可否考慮朝鮮停戰？這是緩兵之計，怎麼可能？
這些鬥爭的方針和策略，當然是黨中央、毛主席總的決定的，但具體的執行、實施（對外工作不僅應有大的輪廓，每一個戰術步驟都要經過很好的考慮），就是周總理。有人說周總理是抗美援朝的總參謀長，這有道理，是這樣。那時，每天的報告，要中央指示。第一線的是總理。大的事跟中央商量。有人說包括部隊在哪裡，那個山頭如何，那個首長的脾氣怎樣，周總理了如指掌都清楚。周總理在志願軍中威信高極了！從1950年10月直到1951年7月談判開始，我們打了五大戰役，前線指揮是彭老總，在中央直接負責、具體負責的是周總理。
朝鮮戰爭第一年，先是北方向南一直衝到釜山這一帶，後來美國反攻到鴨綠江，志願軍進去沖了一下，又退到三八線，穩住。這時，已出現了僵持的形勢。大家知道，三八線就是美國和蘇聯在朝鮮向日本受降的分界線。當入朝時以及後來，黨中央也估計到這個戰爭只能打個平手。要把美國完全從南朝鮮趕走，從整個形勢講也不合適。所以到1951年6月，打了一年，蘇聯出面提出，他們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在一個廣播講話中提出，朝鮮戰爭雙方停火休戰，脫離三八線。這個講話后，美國司令李奇微馬上寫信給金日成、彭德懷兩位司令員，表示同意，由雙方舉行談判。我們方面也同意了，這就是停戰談判的開始。
大概是1951年7月初，周總理突然找我和李克農去。我個人沒有想到形勢發展那樣快。他說：你們準備一下，明天坐火車到安東，接着到平壤見金日成，準備談判。那時毛主席也在。我問主席：準備去多久。他說：三五個星期就夠了。主席的領導風格很值得回憶。他說：剛請胡喬木寫了篇贊成停戰談判的社論，你改一下。今天你別的不干，就把社論改好，明天一早走。他的領導方法是：我們所謂社論無非是政治主張。你翻書先要掌握這些。主席很客氣，請我們吃了飯，喝了酒。晚上我把社論稿寫好了，就是《人民日報》7月初社論《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而奮鬥》。當時估計，這次談判是容易的，李奇微贊成就地停火。毛主席這話也有根據。周總理對主席是非常尊重的，一般都是支持主席。他交待很細。我的感想是主席總的戰略部署，具體的實施執行是總理來抓。比如主席說你把社論寫好，把中央政策搞清楚：然後作個大的估計，具體的由總理來談。
第二天我和李克農帶着其他幾名同志，到了安東，高崗在安東等着，還有些後勤問題要東北接濟。入朝後，走路主要靠晚上，白天不安全。晚上也不能開燈，一有情況車就停下。從安東到平壤，再到開城，就開始談判。這裡有一件和以後發展有關係的事。平壤到開城是大路，敵機經常轟炸，事先我們向對方說好了，我們在從平壤到開城去的幾部汽車上覆蓋白旗，表示是紅十字會，請不要轟炸。同時，對方也通知我們：他們從漢城發的幾輛車也掛白旗。開城雖說在三八線，實際上為我們控制，從板門店到開城還有十幾里，美軍來要經過我們盤查。當時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談判開始后，7月初，我們提出很簡單的幾條：一、停火；二、三八線為界，划非軍事區；三、釋放戰俘。我們以為這樣一個意見，對方不會有很大的不同意。雙方不是已經有諒解了嗎？馬立克提出撤離三八線，李奇微給中朝方面的通知中也肯定這一點。中國提出這一點還有什麼問題？但出乎意料之外，美國馬上提出：不行，說：三八線只反映了雙方陸軍力量的對比，沒有反映美方海空的優勢。這是我們沒想到的，馬上報告中央。周總理很快指示：要堅決打掉這個荒謬主張。
談判一開始就遇到了障礙。7月、8月，原來雙方已經同意開城是停戰談判地點，中立區，不來轟炸的。可是談判碰到了美國阻撓后，美方就經常到開城進行騷擾。一直發展到9月轟炸中國和朝鮮代表團住地，我們當時很氣憤，報告了周總理。總理很快指示：你們義憤是對的，但要注意，只要美國不決心破壞談判，我們不採取主動。關於轟炸，你們找對方聯絡官將是非搞清。在弄清是非后，採取適當措施恢復談判。其精神是有理有利有節。事情很清楚，我們的飛機只過安東一點，到不了前方。我們不能炸他們，他們能炸我們。美國人賴不了。我們以為搞清了可以結束了。可是，美國又提出在開城談判不便，因為開城深入我們地區，他們建議在雙方交界處劃一地點，雙方不進入對方地區。周總理很快就看出：美國為什麼要轟炸？因為它是大國，儘管在朝鮮受挫折，也不願讓他們的代表到你們這裡來，向你們低頭。這一點當時周總理就在電話上講了。後來我回到北京后，總理當面又講：當時我就有點擔心這事，現在它果真翻悔了。所以我們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既弄清了是非，又恢復了談判。從1951年底起，談判地點從開城移到板門店。
1951年底到1952年，整個談判處於僵持狀態。一句話：美國人不服氣不死心時，戰爭不會停止。運動戰結束了，在僵持局面下志願軍不斷給敵人打擊，使他們的死傷積累起來越來越嚴重。這很重要。很多人以為戰線沒移動，沒有什麼文章。其實，真正使美國低頭的，是停戰談判以後，志願軍和人民軍毫不停息地給以殺傷。
接着，又發生了新的問題：戰俘問題。這是很大的問題。志願軍戰俘中很大一部分給蔣介石拐去台灣了。這構成了雙方爭吵中很大的問題。但這些還不是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美國還不甘心。如果它沒有辦法了，甘心了，頃刻之間問題就會解決。1952年冬，美國內部也爭論不決。這時美國要競選了。美國方面提出停止停戰談判。中央的方針相當堅決：我們主張談，你們停，我們奉陪。這時朝鮮戰場上還很緊張。美國有一派主張敵後登陸，在元山、西海岸登陸，對我們還是很大的問題。談判也停了。我們作最壞的打算，但還爭取談判解決。周總理講過多次，要打，跟你打到底；要談，公平合理，不能比我們高一等，強加於我，那不行。
1952年底，艾森豪威爾當權，杜魯門下台，他們採取了一個方針：當時美國人在朝鮮傷亡很大，準備停戰了。這時，周總理跟我們談：戰場上得不到的，談判桌上也得不到。只要美國不甘心失敗，它不會同意你的。1953年2月，美國軍方有個傳閱：停戰談判可以先談傷病俘交換問題。周總理問我們意見。我們覺得談判顯然是美國主動停的，也應當由他們主動恢復，我們一動不如一靜，看它如何做？到了3月底，整個形勢發生了一個新的變化：斯大林去世，新上台的赫魯曉夫也主張朝鮮問題快一點和平解決好。所以出現了兩個因素：美國新總統上台，得採取新的方針；斯大林去世，名義上馬林科夫是第一書記，實際上是赫魯曉夫，他的意見是作為蘇共中央的意見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赫魯曉夫主張趕快停下來，我們黨中央也同意這個意見。到2月下旬，美國方面正式提出：雙方先交換病傷俘，同時恢復停戰談判。出現這種轉折，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戰場上給了美國以打擊。話雖這麼說，但到打垮了李承晚的首都師，打垮了他幾個精銳師，整個局勢才急轉直下。
為了談判的指導工作，周總理辦公室里有個電話直通談判代表團。一般情況下不需要打就不打，緊張時要臨時請示就打。這是條專用線，蘇聯幫助搞的。它就在總理床頭上，整個停戰談判中隨時可以通話。還有電報，每天一份，包括：談判情況、美軍動向、美方記者的反映、我們的意見等。每天由代表團向中央報告一次（毛、金、彭）。電報先到周總理那裡，日常工作由總理直接處理，重大問題拿到中央請示主席或常委。因為說個提綱，幾句話就完了；具體辦事，不勝其麻煩。戰爭停下來，事情之多，多得不得了。我們管停戰的就有幾個委員會：中立國監察委員會、軍事停戰委員會等。特別是談判快結束時，除了書面報告外，每天周總理早上睡覺前，一定要給他打電話。文字上寫不清楚，就電話上報告，大小事都得請示總理。他需要時再問主席。有的他辦了，事後送主席看。那時，從戰爭一下轉向和平，事情多，頭緒也多，周總理處理這些事，非常尊重金日成。我們部分同志，彭總不在內，簽字時有的犯了大國主義。周總理非常注意，對我們教育。凡是不尊重金日成，不尊重朝鮮同志，獨斷專行的，他批評非常嚴厲。1953年7月27日簽字。原來打算25、26日簽字，因為一簽字后就不能動，雙方軍隊都要停戰前取得最大成果。原來和總理講好了：7月26日簽字，前方都按這個準備了。忽然有一天，對方提出要推遲一天，我們也有工作沒有準備好，雙方都有打算。這時天快亮了，總理已經睡了。要拍板。這事授權有限。彭總已經到開城，在這裡也不能作主。電話是我打的，楊尚昆接的。我說很重要，不請示總理沒有辦法。一般我也是不得已才找總理。他一天常只睡幾小時，剛睡下又叫起，但這涉及中朝雙方几十萬軍隊的事。只能叫起他，請示他。周總理被叫醒了，馬上發出一系列指示。
確實戰場上也好，談判鬥爭中也好，跟周總理的心血操勞是分不開的。這些工作，事情做成了，人們看外表看不出來。我在停戰後在朝鮮又呆了一年，1954年日內瓦會議時才回來。
（摘自：歐陽淞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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