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佔領江南時期掠奪的資源能夠抵消其佔領成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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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計算出日本人佔領鎮江到底花了多少錢，但是有證據表明，在經濟上，日本人從鎮江幾乎沒有撈到好處。本文摘自：澎湃新聞網，作者：卜正民，原題：《日軍佔領江南時，掠奪的資源能夠覆蓋佔領成本么？》侵略戰爭是一項代價高昂的冒險活動。入侵者...不可能計算出日本人佔領鎮江到底花了多少錢，但是有證據表明，在經濟上，日本人從鎮江幾乎沒有撈到好處。

本文摘自：澎湃新聞網，作者：卜正民，原題：《日軍佔領江南時，掠奪的資源能夠覆蓋佔領成本么？》
侵略戰爭是一項代價高昂的冒險活動。入侵者必須承擔由此而來的各種成本，如派遣部隊的開支，維持軍事佔領的費用等；這些開支和費用只有從佔領區掠奪，別無他法。被佔領區遭受戰爭所帶來的各種創傷和損失：財產流失，基礎設施毀壞，生產能力下降，而且所有這些破壞都不可能迅速恢復。農場主喪失勞動力、耕畜和市場。集中在城鎮工業區的工廠易遭到入侵者的轟炸和沒收；即使還有能力投入生產的企業，如我們在鎮江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樣，也因為缺少原材料和可靠的運輸系統而關閉。
除了恢復戰爭創傷的費用外，還有復蘇經濟的成本：重新開放交通要道，保證投資的安全，補充被戰爭損毀的資產等。如果不立即投入生產，「佔領政府」將無所依靠，無生存能力；這反過來又使政府無力支付必要的經濟投入，來規避財政癱瘓的惡性循環。地里沒有莊稼，政府的稅收將無從談起；如果沒有經費僱用警察來保護徵稅人員，即使有收成也白搭。
偽政府最初的困境是其在短期內不能收回成本，合法的財政收入枯竭，戰後重建費用又很龐大。不穩定因素有增無減，且繼續蔓延，到佔領中期，入不敷出。在這章的結尾，我將思考日本征服長江流域的成本問題，它汲取的資源能支付佔領的成本嗎？儘管數據不完整也不太可靠，但能說明其汲取的資源不足以支付成本。既然如此，那麼合作者又能得到什麼獎賞呢？可是，就有那麼多人願意去賭一把。
一
鎮江沒有設防。當長江下游地區的縣城被日軍陸續佔領時，國民政府內政部下令：凡日軍有可能推進的路線，堅壁清野，撤走所有的運輸工具。當時的鎮江是江蘇省的省會，滬寧鐵路和大運河在此交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且易受攻擊，因此它是日軍打擊的重要目標。有錢人最先逃離，他們躲到上海或者遠離長江的地方；接着省府和市府的官員于11月中旬開始撤離，23日前大部分人都走了，這時鎮江只剩下少數巡警在交通路口值勤；24日，銀行也關門了。此時日軍已斷斷續續地開始空襲。三天後，日軍對鎮江進行狂轟濫炸，那些還在猶豫要不要逃走的人這時拿定了主意。但此時從長江水路逃離已不可能，因為政府和軍隊徵調了所有的船隻。對大多數人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用雙腳逃到西南面的小山裡。到11月底，該市的21萬居民或該縣的47。6萬人口到底還有多少沒撤走，已無法估計了。
那些留下的人，有的無處可去，有的年紀太大跑不動，有的留下來照看家當。在這批留下的人中還有很多傷兵，他們是在東邊戰場受傷的。傷兵是從丹陽或東南面乘火車到這裡的，也有人花了好幾天時間從運河上乘船而來。可是現在沒有更多的交通工具將他們帶走了，他們滯留在火車站的站台上、城牆邊的駁船里，患病、痛苦、死去，一天半后，鎮江國民政府駐軍撤離，留下一小部分人殉職。最後一批國民黨官員也離開了，大街上留下了大量的標語鼓勵人民「保衛鎮江」。
中國軍隊撤離鎮江九天後，日軍第十三和十一師團的兩個支隊從東門入城。12月8日中午，一陣槍響，宣布他們進城了。日軍不斷地炮擊城外少數仍堅守陣地的中國軍隊。居民躲避家裡，大門緊閉。第二天一早，搶劫便開始了。在日軍軍官的指揮下，有組織地、徹底地搜查了市內的每一戶人家，翻箱倒櫃，扯壞撬開所有的地方，搜劫財物，搬走了所有能搬動的東西。祖宗的畫像也被當作有價值的藝術品帶走了。電燈裝置被砸碎了，燈泡被取走了，大概日軍燈泡已用完了。他們把不想要的東西扔到大街上，一把火燒掉。搶劫持續了很多天，每天士兵都闖入居民住所五六次，尋找他們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二十次落下的東西。
第一輪搶劫后的一兩天內，大火開始燃燒。大概有十天，煙霧瀰漫，夜間「滿天紅光」。焚燒具有選擇性，但凡城市較繁榮的地區如主要的商業區都毀於一旦，還有為數眾多的學校以及該省五座最有名的佛教寺廟也化為灰燼。「宣撫班」的報告承認，佔領鎮江后，日本兵可能毀掉了這座城市60％的商業區。
二
「宣撫班」到達鎮江的時間不十分清楚。「滿鐵上海事務所」給「特務部」的3月份報告上記有鎮江「宣撫班」抵達的時間，是12月19日，但鎮江「宣撫班」的工作報告說他們是26號開始工作的。「滿鐵」報告是根據「宣撫班」工作日誌編寫的，第一項工作的時間是26號，記錄了「宣撫班」和駐防部隊司令官的一次會議，討論如何獲取食物供應難民的問題。第二天，「宣撫班」班長中山四郎和他五個職員一起去省醫院難民營，現場調查情況。某日軍軍官集合大照電氣公司的難民，做了一場報告，宣揚日軍士兵是非常守紀律的，他們應受到難民極大的尊敬。這或許是中山四郎試圖給人們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但是他失敗了。
再現淪陷時期一個縣的財政運作狀況是不容易的，部分原因是缺乏統計數據，部分原因是大多稅收沒有記錄，大多支出記錄不規範。大多數縣財政記錄冗長、互相矛盾完全不可靠，但鎮江有所不同，最起碼其文獻記錄要比其他縣稍好些，因為加藤總結了1938年秋冬季的預算概要。這些資料包括不斷變化但前後一致的信息，例如，10萬元的救濟金是宣撫班從前鎮江商會會長賬戶上沒收的，加藤于1938年12月5日將之移交給「縣公署」。這些信息集中在一篇關於鎮江經濟的文章中，發表在《南京新報》上，試圖暗示縣政府和鎮江人民努力恢復經濟和財政支付能力（二者不是一回事）。這個資料揭示了日軍被武裝反抗勢力所激怒，而且日軍也無法提供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正常治安環境。
戰前鎮江經濟包括高度商業化的農村經濟和少量的城市工業經濟。剛開始，「宣撫班」不明白這些經濟是如何運作的，其資源是由什麼組成的。他們被初生的現代工業弄得心煩意亂，因為他們試圖從這裡找到經濟發展的動力。加藤在1938年8月報告中插進了簡短的鎮江經濟分析，他花了幾個月時間才弄清楚鎮江的繁榮主要是依賴商品流通。工業對淪陷時期的鎮江也很重要，但關鍵部分是商業，而且商業也不依靠鎮江的物品，而是取決於水路交通網的有效運轉。
鎮江市城牆內的經濟還仰仗諸多因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需要資本雄厚的商人來操作和促進商品貿易。加藤迫切希望中國人的生意儘快恢復運行。正如返回人口的多少與發行通行證的數量具有相關性一樣，商業繁榮的標誌是「自治會」發放的營業執照數量。他的報告中通常包括這些。截止到1938年2月底，有1239個商家接到營業執照，大多數是小規模的服務性行業。最多是茶館（169個）；其次是小商品零售點，出售油、酒、乾貨（87個）；再次是米店（65個）、五金店（34個）和肉店（32個）；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小商小販，這是鎮江大多數男人所從事的業務。
然而，這不是加藤想召集的那種大商人和大工廠主，希望他們站到「佔領政府」一邊，來推動商業經濟大規模發展。他還希望日本商人來複興鎮江的商業經濟，但在佔領初期，他也只有想想而已，根本無法實現。日本人只在城市商業區建立小的零售店，2月份註冊了幾個，接下來的幾個月越來越多。到5月，加藤很興奮地報告說，城市人口已達15萬。他指出，日商的存在是「有利於」鎮江經濟復興的三個因素之一。但日本商號數量不多，四個月后，加藤統計只有18家商號與揚州進行貿易，再加上20個餐館老闆和小零售商。儘管他們為經濟復興帶來了具有重要意義的資本並參與經濟活動，但還沒有達到加藤的期望，他要解決下半年已迫在眉睫的穀物短缺問題。
9月份的財政記錄中，「縣公署」預算顯示月財政收入下降到可憐的6500元，這大多數來自於貨物搬運稅；另一方面，月支出費用達到49，333元。「縣公署」仍在辦公，但財政收入岌岌可危。所以，必須要重建本縣戰前財政的基礎：田賦。「宣撫班」決定敦促「佔領政府」的中方人員制定稅收目標：10月份完成一萬元的徵收目標；11月底使田賦徵收系統恢復正常。整個佔領期間，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田賦，一直是本縣財政收入無法企及的幻想。前四個月各區累計徵收的田賦只佔國民政府時期的1％。失望之餘，加藤于11月下旬召集區長會議，向他們施加壓力：必須改進徵收方法，提高徵收數量。
鎮江財政赤字日益加深，並不是管理者經營不善、腐敗或短視，主要原因是戰爭帶來的經濟危機。1939年1月底，《南京新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通過對比戰前鎮江的穀物產量和流通量來估算下一年的情況。它是以最中立的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語氣來介紹這些信息的，沒有作評論，也沒有得出結論。有心的讀者或許會被這糟糕的情形嚇壞，也或許不會。該縣戰前生產大米300，000擔（大約合20，000公噸），估計1939年將顆粒無收。該縣戰前消費大米500，000擔，預計1939年的消費量下降40％。該縣戰前出口麵粉100萬袋，預計1939年只能達到這個數據的40％。後來證明這還是個樂觀的估計，1月份麵粉廠因小麥短缺而關閉。當人們看到這些數據時，應該一點也不奇怪。鎮江是個穀物凈進口縣，因為戰前該縣消費的糧食是產出的近兩倍，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真正的問題是該縣大米流通減少一半，小麥流通減少三分之二。在夏季前，加藤明白了商品流通是鎮江經濟的關鍵。流通量縮減是本地經濟陷入危機的根本原因，但它無力依賴自身財力來解決這個危機。
1939年1月上旬，郭「知事」派主管救濟工作的第二負責人去蘇州懇求「省政府」資助。一周后，他又向「省政府」申請，說鎮江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與此同時，他全力以赴對付冬季的來臨。郭自己拿出一些錢縫製了100套冬衣，分發給窮人。他的慷慨激發了其他慈善家又捐贈了100套衣服。然而，這不是普通的衣服，因為每件上衣的背後都印有醒目的兩句話：「致力中日親善，支持東亞和平」。為了在公共場所粉飾「佔領政府」，郭在鎮江老公園的中央移栽了一些櫻花樹。《南京新報》向讀者許諾，這些櫻花樹在春天裡將綻放出美麗的花朵。但是這些園林里的宣傳，除了吸引日本人的眼球外，有誰會留意？
三
征服合算嗎？彼得？利伯曼（PeterLiberman）有一本著作就以此為書名。書中指出，一個國家征服另一個國家能增加物質資源，進一步增強其經濟基礎。對佔領者來說，這些新增資源的多少是變化不定的，它依賴於被佔領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和佔領者嚴加管制的意願。戰爭期間只能維持生存的農業國是沒有什麼資源可被佔領者榨取的。被佔領國要具備相當程度的現代經濟成分——特別是工業化、有效的運輸和信息等基礎設施，這樣佔領者才有利可圖，否則，剩餘產品太少，汲取費用太高。入侵時的戰爭破壞程度也影響佔領者的獲利前景，因為恢復現代工業所需的時間取決於損失的大小，因此也影響着佔領者的汲取能力。至於佔領者，利伯曼發現，其限制條件是是否打算積極無情地撈回征服成本。「佔領政府」的經濟汲取率不可避免地低於本國政府控制時期。如果佔領國不願意強迫被佔領國服從，那麼汲取率將降到零。佔領者必須試圖通過嚴厲的鎮壓迫使被佔領國屈服，尤其是被佔領國民族主義情緒特彆強烈的時候。
利伯曼研究得出，1937至1945年日本佔領中國，維持佔領的費用龐大，而從這些支離破碎的佔領地區汲取財富和資源的前景暗淡，且貫穿戰爭之始終。中國當時現代經濟部門極其不發達，以至於不能快速產生回報；其通信設施落後，以至於不能執行高壓政治；民族主義力量又是如此強大，以至於日本佔領者不支付巨額鎮壓費用就無法進行經濟剝削。
從淪陷時期的鎮江來看，證實了利伯曼的觀點，日本人沒能收回征服成本，然而原因不是缺少殘酷暴力。從各項指標來看，本地經濟在征服時期的生產能力低於淪陷之前。本地大部分行業要麼任其崩潰，要麼在補貼下開工生產。這取決於日本人的理解，對戰爭重要的經濟部門進行補貼，其他的任其自生自滅。不可能計算出日本人佔領鎮江到底花了多少錢，但是有證據表明，在經濟上，日本人從鎮江幾乎沒有撈到好處。
這個證明不完善，因為這章只涉及佔領第一年的情況。鞏固和強化征服，一年時間可能不充分。但是接下來的幾年，仍沒有鞏固的跡象，因為《南京新報》上零零星星刊文證明，經濟不穩定仍在繼續。1939年7月，好幾篇文章報道了鎮江農村動蕩不安。報紙很有把握地說，正在準備清鄉，然而第二年春天的飢荒使這個地區更難獲得安全了。最終於1941年夏開始「清鄉」，中國士兵被派遣到農村地區，並在已「清鄉」的地區構築籬笆牆。但是士兵們白天搭起的籬笆牆，晚上就被游擊隊燒毀了，游擊隊燒毀的速度幾乎與士兵們建造的速度一樣快。當士兵們建造了91公里的籬笆牆時，2/3已化為灰燼。1943年3月一個更全面的計劃開始執行，但是農村地區依然無法控制。由於沒有足夠的經費來整合農村地區的合作者，日本人無法將鎮江農村地區納入到「佔領政府」的控制之下，也無法汲取農村地區的資源。只有鎮江市在新政權里佔有一席之地，而且合作者和反抗者一樣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我們不知道合作者是否合算，但佔領者確實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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